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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萨达姆及卡扎菲?

为何不少国人会为萨达姆、卡扎菲辩护?他们是否为「反美英雄」,是否犯下了累累罪行? 守序邪恶阵营的妖巫王,然后有人把它们爆了,然后还说要把它们国土的阵营改成守序善良,结果手滑了一下,点成了混乱邪恶。 有知友把伊拉克世俗化的功劳全归到萨达姆,卡扎菲头上还是有失公允 以伊拉克为例 这是1960年代末期的伊拉克大学生装束 这是1970年代上课的伊拉克女大学生 70年代伊拉克年轻人在一座清真寺前留影 70年代伊拉克的广告女模特 这些都是在萨达姆全面掌权之前伊拉克的社会面貌。其实在整个60-70年代,世俗化,西方化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蔚然成风,与今日可谓云泥之别。 80年代伊拉克大学生合影。此时正值两伊战争 1990年来自伊拉克摩苏尔的大学生,从妇女的装束上,看出变化来了吧 1998年的伊拉克妇女 2002年巴格达的伊拉克女大学生 2000年左右,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当地大学生上课的场景 可以说,萨达姆本人接手了一个相当世俗化,经济相对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尚可的伊拉克。如果善加经营,伊拉克未必会富甲阿拉伯世界,但起码不会像90年代之后那样拮据。 而正是在萨达姆统治时期,尤其在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社会逐步出现倒退,之前几十年的世俗化成果逐步被消耗,社会面貌已经开始开历史倒车。 萨达姆这么一个原复兴社会党大佬,接着泛阿拉伯主义思潮掌权,而在这一思潮逐步式微后,他会很快由民族主义转向宗教。而在萨达姆统治后期,他越来越像是个口念真主的教主。 如果当年美国没有推翻萨达姆政权呢?伊拉克又会如何走下去。很有可能与萨达姆本人的思想转变同步,整个伊拉克会逐步转向伊斯兰主义,转向宗教保守。几十年的世俗化成果会被进一步被消耗干净。 正是在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修改了国旗,把真主至大的清真言印在了国旗上 但需要指出的是,萨达姆与卡扎菲或许真的应该推翻。但绝不是西方主导的那种推翻法。或者说,推翻可以,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如何在政治强人骤然离去之时,努力避免宗教势力宗族势力对伊拉克社会可能施加的不良影响。可惜,当时的西方领导人似乎没有仔细思考这些问题。 萨达姆是有千般恶行,社会也在他手中逐步出现倒退的迹象,但至少在萨达姆倒台之前的2003年初,巴格达举办的群体婚礼,新郎新娘还能着西式婚服 而伊拉克的知识阶层至少是有权力选择不戴头巾,不穿罩袍的 女性参军也是被允许的 基督教等其他信仰也是被允许存在的 90年代巴格达一处基督堂(里面的黄种人面孔很可能是来伊拉克参与宗教活动的韩国人) 而现在呢,萨达姆倒了,情况却也恶化了 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接见来自伊拉克的12名女性领导人 2012年的伊拉克女大学生 而比这些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是无休止的教派冲突,党同伐异,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国家和社会看不到任何希望。 所以说,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绝对算不上美好,而且同样有步入宗教极端化怪圈的风险。但西方势力的粗暴介入,让这一切社会风险都提前爆发了。萨达姆卡扎菲或许真的该死,可你怎么只管死不管埋啊 萨达姆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这一中东版常凯申匪帮已经被 @风千里 君和 @章易 君喷得够惨了: 如何评价萨达姆及卡扎菲?如何评价萨达姆及卡扎菲? 我今天就来扒一扒卡扎菲。 卡扎菲比萨达姆还要反动。如果说萨达姆只是正在不断走向教权主义的话,那么卡扎菲已经掉到这个坑里了。卡扎菲称其政权为“伊斯兰社会主义(Islamic socialism)”的,还在其教科书中大放厥词,说什么穆罕默德发明了社会主义。可是他的具体措施到底如何呢? 在这里,我们引用一本老书《利比亚沙暴 — 卡扎菲革命见闻录》来讲述一些故事。资料来源是贴吧的@水来火去,知乎号 @观察家1 : 【图片】先开个楼【wagela吧】_百度贴吧 首先,卡扎菲对国内的复兴社会党分子(无论是亲萨达姆的还是亲阿萨德的)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至于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共产党的还是社会党的,抑或其他派系的),卡扎菲就更不留情了。 对内如此,对外亦然。卡扎菲政权利用自己作为菲律宾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应该还有后来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金主的身份反对其与何塞·西松(José María Canlás Sison)的菲律宾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的合作,反对不成就断绝了援助: 当然,卡扎菲支持拉美泛左,因为那里没有他派得上用场的亲爱的教权派弟兄。 当然这是他执政的前二十年的情况。到了1990年代,利比亚就放弃了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改为用外交合作、金援(包括外国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乃至阿布沙耶夫这样的教权主义帮派)扩大影响力。此时他偶尔还发表一些反美反西方的言论。到了2003年12月,看到了萨达姆的下场之后,卡扎菲更是全面向西方输诚。这些 @傅友德 君之前已经在这个回答里说得很清楚了: 2010年前后利比亚的国防实力究竟如何? 当然,卡扎菲这个买办资产阶级、守旧派教士和大封建主、部落酋长等旧势力的代表人物最终还是不顺遂帝国主义国家的心意,于是被抛弃了,并得到了他应得到的悲惨命运。 可是,只要利比亚不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而只是发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买办资产阶级、各教派教士、封建主、部落头人酋长等顽固保守势力在各帝国主义列强扶持下的内斗,那么利比亚的历史将会永远是“一卡扎菲死,一卡扎菲生”,利比亚人民也将永远是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杯葛瓜分的蛋糕和韭菜。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来评价卡扎菲的“社会主义”: ……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 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完) 先评价下萨达姆吧,一个命运已成定局的男人。 人们时常认为,伊拉克的失败是从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开始的。由于伊拉克入侵了邻国科威特,主持正义的多国部队将伊拉克人赶了回去,并制裁了伊拉克,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此进入了崩溃程序。 但是,很少有人理解到,伊拉克卷入旋涡还应该再往前推十几年到两伊战争时期。从萨达姆出兵伊朗那一天,伊拉克就注定了现在的命运。 可以打个比方,在一个陡峭的下坡路上,一匹马儿拉着马车,在启动时是马儿拉着车在跑,但随后,重力的作用令马车越来越快,根本停不下来,这时,就已经是马车在推着马儿前进了。最终,这辆车会将这匹马儿累垮。 这匹可怜的马儿能够决定的,只是最初要不要启动,一旦启动起来,这辆车就失控了。 在两伊战争中,表面上伊朗是受到孤立的一方,而战争英雄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美国人为了限制伊朗而支持他,苏联人也卖给他武器,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作为他的后盾。一时间,他成了世界上的明星和宠儿。 但这些支持无不是短暂和不实惠的。当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拉克真正的情况是: 第一,虽然整个世界都贷款支持伊拉克打仗,鼓励他多借钱,但这些债务迟早是要还的。据统计,伊拉克欠下了 800 亿美元的外债。 如果萨达姆读历史,就知道借债的危险和教训。一个小国政府需要借债时,国际社会总试图把超出它财政偿还能力的钱借给它,并且不断恭维它,让它飘飘然。直到这个国家出现偿还危机,国际社会立即变脸,采用强制性手段,并逐渐升级,直至出现社会混乱或者政府更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会直接由债权国接管一部分统治权。 第二,由于产油和运输设施的破坏,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减少到几乎只有战前的六分之一,直到海湾战争前才恢复。在没有修复期间,已经严重影响了伊拉克的经济收入。 第三,由于战争,经济损失达到数千亿美元,伊拉克不仅无法还债,还进一步需要大量资金进行重建工作。 第四,由于战争的缘故,伊拉克军队人数翻了数番,加上它向东西方国家(包括中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当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和保管这些军队和武器,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如果让他们都复员,这些军队可能会担心未来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而起来造反;如果保留军队编制,国家财政又受不了。这个时期是最容易失控的时期,除非再进行一场战争,给军队找点儿事做。 而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的中东国家也并没有体谅它的难处,一方面不肯减免伊拉克的债务;另一方面,又利用伊拉克的疲弱,不断地扩张石油产能,侵蚀伊拉克的石油份额。 比如,伊拉克希望石油产出国协调一致,把油价维持在 18 美元一桶,以保证足够的利润,但是它的邻国和债主科威特却偷偷扩充了产量,将油价打在了 10 美元。科威特由于产量高,赚够了钱,而产量偏低的伊拉克成了受害者。 总之,萨达姆已经被绑上了一辆停不下来的战车上,他的野心,加上整个世界如同耍猴一样支持他表演,却不肯付账,他只能继续用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表演下去——出兵科威特。 出兵科威特,是伊拉克基于国内财政和经济危机的一种本能式反应,也的确能够缓解伊拉克国内的问题。一旦将科威特吞并,伊拉克欠科威特的大笔外债便不用还了。吞并科威特的油田,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和出口份额也会增加。另外,大量的军队有了新的事情做,便不会危及政权了。 关于科威特的地位问题,也可以回到所谓的奥斯曼原点去考虑。当中东世界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时,科威特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特殊省份,这个省份拥有着极高的自治权,却并不独立。 到奥斯曼帝国解散后,英国人主持科威特独立,但伊拉克政府并不承认。在伊拉克和其他许多国家看来,组建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才是正解。虽然到最后,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了,但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矛盾却延续下来,加上个别领地、经济上的纠纷,萨达姆认为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 伊拉克的大军瞬间淹没了科威特。萨达姆仍然把自己想象成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宠儿,他认为能够得到这些国家的体谅。毕竟科威特是一个比伊朗小得多的国家,既然大家都支持他打伊朗,也不会为了小小的科威特和他玩真的。 但这次他大错特错了。 使用 App 查看完整内容 目前,该付费内容的完整版仅支持在 App 中查看 App 内查看 瓦哈比主义席卷阿拉伯各国的速度,将会超乎一切人的料想。原因在于,大家都把瓦哈比当成一种思想,当成抗争的工具——伊拉克将变成一片战区,人人都会为了反抗美国而拿起武器。现在,面对面的交锋已经迫在眉睫了。”——萨达姆 萨达姆狠警惕瓦哈比主义,他也预言了2003年后瓦哈比主义在中东崛起 萨达姆自始至终不是狂热宗教徒,那些指责他有宣扬原教旨人大错特错了,萨达姆利用宗教,控制宗教。 前言 《审判萨达姆》是一份真实、大胆的记录,为我们还原了“中东强人”萨达姆的本来面目。约翰·尼克松,也是萨达姆被捕后第一个和这位西方长期公敌展开对话的人。他谈到了萨达姆的生活,也揭示了萨达姆的所思所想。作为一名常年研究萨达姆的“要人分析员”,尼克松通过忠实的记录,拨开了围绕在萨达姆周围的种种谜团,还原了一个“巴格达屠夫”复杂而嗜血的人生。同时,尼克松在作品中也冷静、客观地剖析了,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英、美两国政府如何走上歧途。 本书涉及作者的多位前任同事。他们中有人尚在中情局工作,有人则已离职。在他们的要求下,作者将书稿交给中情局“出版物审定办公室”进行审查,以免泄露情报和机密。《审判萨达姆》先后历经两次严格的审查,由此带来两个后果:其一,书籍面世的时间不幸延后;其次,各位读者在书中看到的“删除”字样都是中情局方面要求修改的地方。由此造成的不便,本人深表歉意。此外,由于删除内容大多并非机密,在此也表示遗憾。 约翰·尼克松 John Nixon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sm)一直在竭尽全力,要把萨达姆打成“9·11”事件的案犯、“基地”组织的同伙,而萨达姆本人却觉得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遇袭是一次契机,可以拉近伊拉克复兴党(Ba'th Party)政权和华盛顿当局的关系。这样的认识上的“反差”真是极具讽刺意义。在萨达姆看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美国和伊拉克两国是天然的盟友。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方面没和自己“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疑惑,他在被审讯当中多次提及。 作为逊尼派,萨达姆的复兴党秉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认为,逊尼派宗教极端主义会危及自己的权力根基。萨达姆一向以“无畏”自居。不过,他多次告诉我,他很畏惧伊拉克境内日益壮大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萨达姆很清楚,自己的暴力机器大都由逊尼派组成,而自己的对手所鼓吹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又极具煽动性。要想仰仗前者去和后者交锋,其难度和危险性可想而知。 根据以色列学者阿玛吉亚·巴拉姆(Amatzia Baram)的观察,萨达姆一向警惕伊拉克国内那些可能与他争夺权力的势力。无论是宗教势力,还是世俗主义者,“对手”就是他的威胁。萨达姆觉得,伊拉克只能有一个领袖。他还曾经警醒自己:“你要记住:全伊拉克的人都在算计你——特别是那些什叶派(Shi'ites)!” 人们总以为,萨达姆并不信教。或者说,他只是利用宗教以便达到自己的政治统治目的,而且,他的这点伎俩似乎还很拙劣。其实,萨达姆对于宗教本身并无恶感。他只希望伊拉克境内的一切宗教活动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下。他是个信徒,只不过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准则。因此,他又和一般信徒有所不同。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的公众生活之中,宗教色彩愈发浓厚。这,显然出自萨达姆的授意。 但萨达姆对宗教的宽宏态度也是有限度的。聆讯期间,他向我坦承:“我向宗教人士打过招呼,他们想要守护信仰,我完全接受。不过,他们要想利用宗教来干预政治,我是万万不会答应的。”他口中的“宗教人士”实际是指什叶派。其实,对于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他的原则也是如此。在前面那番话中,他特地点了穆罕默德·巴克尔·萨德尔(Muhammad Baqr al-Sadr)和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Muhammad Sadiq al-Sadr)这两名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名。两人都和他关系不和睦,甚至曾经发出威胁,准备掀起一场“伊斯兰革命”来推翻萨达姆政权。同样的事情,1979年曾在伊朗上演。伊朗国王也因此下了台。最后,两位宗教领袖都被萨达姆杀害了。 过去20年来,“瓦哈比思想”(Wahhabism)在海湾地区阿拉伯诸国国内得以迅速传播。这种思潮源自沙特阿拉伯,其追随者的宗教信条内容质朴、严苛(类似的信条曾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大行其道)。萨达姆对“瓦哈比主义”的威胁有着深刻见解,对于伊朗没有打压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伊朗当局与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宗教极端分子之间的关系,他的看法同样令人信服。在他的构想当中,伊拉克就像阿拉伯民族的第一道防线,抵挡了从伊朗而来的波斯人。而且,伊拉克也是逊尼派的防波堤,可以控制境内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信众不会生事。 不过,自打20世纪90年代以来,瓦哈比分子在伊拉克境内开始落地生根。这些情况,萨达姆看在眼里。他还风闻,瓦哈比分子正在他的国家开辟据点。在同我的交谈之中,萨达姆曾经发表过一番颇具先见之明的看法:“瓦哈比主义席卷阿拉伯各国的速度,将会超乎一切人的料想。原因在于,大家都把瓦哈比当成一种思想,当成抗争的工具——伊拉克将变成一片战区,人人都会为了反抗美国而拿起武器。现在,面对面的交锋已经迫在眉睫了。” “对话”进入第四个阶段,又一个关乎“历史”的问题成了开篇话头。我们问萨达姆:世界各国芸芸的政治领袖当中,是哪些人最让他感到钦佩?对此,萨达姆沉思了许久,方才给出答案。结果,还有点令人惊讶。萨达姆说,他最为欣赏戴高乐、列宁、M和乔治·华盛顿。他的偶像,无不是各自国家和政治体制的奠基人。萨达姆觉得:他和他们心心相印,好像兄弟一般。毕竟,他参与了现代伊拉克的创建,还是学者们口中的“复兴党”之父,也算是一个定鼎江山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位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得到萨达姆的赏识。 言语之间,伊拉克前总统对法国的政治人物表现出了特别的感情:“我去过法国两次,和巴黎的市长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很是熟识。其实我一直很想重游故地,但是,后来战争开始了。国家有难,有谁能抽得开身呢?”谈到和希拉克的关系,萨达姆表示:对方的心意真是难以看清。他觉得自己和希拉克是朋友。可是,这位朋友却不曾为他救急解难。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法国,是萨达姆曾经仰仗的政治资源。伊拉克前总统希望法国方面能够帮助自己摆脱国际制裁。不过,法国方面提供的支持总是非常有限,从来没能达到萨达姆期望的那种程度。谈及此事,萨达姆的大腿都抖了起来。他似乎要借此动作,挥去记忆中的某种不快。(以下删去三行内容) 而后,我提到了美国海军“斯塔克”号(USS Stark),而萨达姆也在第一时间安静下来。此前,他的表情怡然自得。这个新问题,似乎一下子浇灭了他的谈兴。我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步步追问的好机会。1987年5月,正值“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的一枚法国制造的“飞鱼”导弹错打错撞,砸上了美国军舰“斯塔克”号。当时,军舰正在波斯湾值勤,负责保卫国际航道的安全。我告诉萨达姆:美国国内的某些研究者一直以为这次灾难看似意外,其实却是萨达姆有意为之。他这么做,是为了报复“伊朗—眼镜蛇案”(“两伊战争”之中,美国曾通过以色列这个中介,向伊朗出售军备和武器)。就这样,美国方面一下子就和萨达姆在中东的两大敌人扯上了关系。对于我的话,萨达姆没有回应。他甚至低下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很是紧张,玩起了手中的套头衫。他装出清理皮棉的样子,把那块料子展开后又折叠,折叠了又展开。他的如此表现,实在太不一般。事后,我们发现,一旦话题惹他心烦,他就会故伎重演。用那些经验丰富的聆讯专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话说,这是一种“暗示性很强的非声音语言”。 萨达姆想要表现得淡定一点,仿佛“伊朗门”(Iran-Contra)一案并未让他对美国生出恶感。不过,一场血腥的战争正在进行,他却看见美国和自己的敌人暗通款曲。由此而生的恨意不言而喻。多年之后,我和查尔斯·杜艾福尔(Charles Duelfer)曾就此问题爆发过一场争吵。杜艾福尔曾经参与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追击。事发场地,则是在中情局总部的一次听证会。杜艾福尔表示,所谓“眼镜蛇事件”并未给萨达姆带来太多影响。为此,他专门制作了一张图表,标示萨达姆政权对美国政策的发展过程。我当即指出:杜艾福尔的那张图片之上,明显少了一年的痕迹——那是1986年,也是“眼镜蛇事件”遭到披露的时期。一席话下来,杜艾福尔明显有些恼羞成怒。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其间,美国和萨达姆政权也正处于持续发展的良好时期。美方解冻了伊拉克的信用评级,为萨达姆提供了不少贷款,还把伊朗军队的动向透露给了伊拉克军方。1984年,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巴格达复馆。(在80年代中期,1979—1981年之间的德黑兰人质危机还让人记忆犹新,美国将伊朗政权视为异端。伊朗遭到西方国际社会封锁,国际信用评级骤降。伊朗方面只能通过现金购买武器。)1987年,所谓“伊朗门协议”落到了萨达姆的手中。伊拉克总统发现,伊朗将“美军协助推翻萨达姆政权”作为了谈判条件。早在乔治·沃克·布什向萨达姆发出警告的15年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第一次谈起了“伊拉克政权更替”的问题。我对“眼镜蛇协议”的看法,在2011年得到了佐证。美国军队占领伊拉克过后,先后解禁了一批秘密文件。其中的一些资料显示,萨达姆曾在“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会议上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谈论“伊朗门”事件。对此,《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迈克尔·戈登(Michael Gordon)曾有报告:“萨达姆先生及其阁僚认为,所谓‘伊朗门’事件让人失望。他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去分析其中的原委。伊拉克方面不明白:1986年,美国一面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另一面,美方却又主动向伊朗示好。按照萨达姆先生的原话,伊朗在国际恐怖主义中扮演的角色远比利比亚‘要大得多’。” 那一次,“问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到了萨达姆的用餐时间。于是,我和同事站起身来,表示自己很快会和萨达姆再次见面。萨达姆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离开的时候,他又转过了脸面对我和同事,萨达姆一手捂住心口,连声称谢:“谢谢大家,今天我非常愉快。几个月来,我都没有和人讲过话了。内涵如此丰富的聊天活动,我也很久未曾参加。好吧,期待下次再见。”说罢,他微微一笑,背向我们。随后,他戴好头套,被人扶着走出了房间。那一刻,我和同事都是心潮澎湃。萨达姆的肯定,让我们备感鼓舞。看来,我们的问话一定会大有收获。很快,萨达姆乐于展开话题的消息,就被我们上报到了总部。虽然,我们和他只是谈了谈“历史”,但是,话题很快就会涉及萨达姆和他曾经的政权。 因为钱的缘故,萨达姆和他人的关系时常出现变故。好几次,他都向我们表示:自己总在怀疑别人揩自己的油。提起这些“小偷”,他总会露出一脸鄙视。似乎类似的行为简直不能容于人类——他曾经的女婿胡赛因·卡迈勒(Husayn Kamel)就遭到了如此的唾弃。这位胡赛因·卡迈勒·哈桑曾在伊拉克名噪一时。1995年,他977894456突然逃脱萨达姆的控制,来到约旦王国避难。与他同行的,还有萨达姆的另一名女婿(同时也是胡赛因·卡迈勒的哥哥)萨达姆·卡迈勒·哈桑(Saddam Kamel)及其家人。不过,兄弟两人的“投诚”并没得到美国承诺的任何好处,原因是中央情报局认为他们提供的情报没什么价值,这使兄弟俩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同时,他们的老婆,萨达姆的大女儿拉加德和二女儿拉娜不满约旦的逃难生活,怀念国内的公主待遇,于是不停劝说丈夫回国;与此同时,萨达姆也公开表态说,只要他们回国,就会宽恕他们。他俩甚至觉得:既然自己有了外国身份,萨达姆·侯赛因肯定也奈何不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哈桑兄弟在叛逃仅仅6个月后,又主动回国了。几天后,他们被判处“叛国罪”,还被勒令和妻子离婚。最后,在一场和萨达姆保镖的交火当中,兄弟两人丢了性命。萨达姆历数了胡赛因·卡迈勒的种种不是——这位前任女婿是如何在约旦开办公司、从事洗钱的勾当,(此处删去两行文字)。听罢这番数落后,布鲁斯表示:这位胡赛因·卡迈勒的人品真不怎么样。萨达姆立即回应:“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会待在现在那个地方了吧?” 萨达姆被俘之时,有关人员在他的藏身之地也搜出了不少金钱。对此问题,我感到非常好奇。萨达姆呢,则先是嗤嗤一笑,而后又恨恨地哼了一声。据他交代,这笔巨款数目着实不小。(此处删去一句内容)他说:“(此处删去一句内容)你们的军队打过来的时候,我就带着这笔钱出门了。”他又说,“对了,那天晚上,你们这些美国人黑了我不少钱呢。”他的表情异常认真。看起来,他已经认定某些美国军人偷窃了他的财产。而且,他还指望我们帮他讨回公道。对此,我表示:那帮美国大兵应该没有机会下这个手。毕竟,抓捕行动是如此高调,而且从头到尾都有媒体镜头跟踪拍摄。至于特种部队,更不可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这时,萨达姆突然示意想借我的钢笔和笔记本一用。“能不能借一借?”他表示。得到我的允许之后,他立即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份声明,声称自己的财物不幸失窃,总共的损失达到(词汇遭到删除)。而后,他一脸满足地还回了本子和笔。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揣着这份声明。不过,我很快意识到,这份东西实在留不得。毕竟,局里派来的律师吩咐过,萨达姆口述和记录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所以必须尽快销毁。如今看来,我倒该把那份东西好好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但是,当时我只是把笔记本交给了某位队友,然后他又把它装进拉链袋,最后放入了保险柜……现在,我只敢说,萨达姆的这份手迹一定静静地躺在某个盒子的夹层当中。至于具体地点嘛,我就不清楚了。 “革命指挥委员会”是萨达姆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而“委员会”的主席则由萨达姆亲自出任。每一次“委员会”举行会议,都会进行详尽记录并立案存档。相关的档案,对于我们的工作帮助匪浅。毕竟,“问话”之中,证据也是力量。不用酷刑折磨,也无须体罚和羞辱,白纸黑字的档案纪录,足以摧毁一个人隐匿秘密的决心。审讯当中,绝大多数审问对象都知道大叫无辜。不过,证据当前,他们就会心慌发虚。只要能够限制对方的说谎能力,不让他们进行误导话题,审问人员就有机会得到更多的收获。有时候,对方会在突然之间大吐实情,只求用合作的态度换来日后的宽待。 萨达姆常说,自己特别期待和我的对话。但是,这点客气话,并不代表他十分配合。对他来说,所谓对话更像是消遣娱乐。每当我们要他对某件事情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就会有意曲解其中的意思。他这样做,自然是暗示我等愚蠢无知。有时,面对一个直白的问题,他会用上复杂多样的“逻辑线”来进行解释。他常常说:“好吧,我接下来说一说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不过,首先让我先提一下另一个问题。”如此这般,他总能编出一大段的演讲,但是内容早已离题万里。临到最后,他才把话锋转向原来的话题,并把这个话题和他刚才的一顿唠叨生拉硬凑扯在一起。 在我认识的人群中,萨达姆绝对是疑心病最重的那个。他习惯用问题来回答问题。而且,他会常常先行打听我们提问的动机。一段关于他执政时期的问话,他的答案却处处有关于萨拉丁的事迹。几段长篇大论过去,布鲁斯终于叫住了他:“萨达姆,我觉得,您还是就事论事好了。至于那些历史细节,能不能不要说得那么详尽?”对此,萨达姆露出了一脸的迷惑。“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很重要啊,你们应当全盘掌握才是。”看着他,我不禁浮想联翩:这世界上到底能有几个人对萨达姆下过“请说重点”的命令?然后,这些人当中又有几个能活到现在呢? 当然,萨达姆还是有可亲的一面。而且,他确实很风趣。有些时候,他会一面转移话题,一面展示自己的幽默感。而且,执政时期的种种趣事,也被他趁着空隙一再提及。20世纪90年代,他曾去哈班尼亚湖(Lake Habbaniya)参加会议。其间,他那些“伙伴”并未随行。相反,他只带了几个贴身保镖。不料,一干好心的群众发现了他的踪迹。他们喊着他的名字,向他包围而来。“萨达姆在这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小镇。没过多久,他那几个保镖就被挤得人仰马翻。这时,一个男孩遭到保镖的推搡,直接跌倒在地。这一幕,正被准备上车的萨达姆看在眼里。而后,他又发现那男孩抄起一根木棍,准备向保镖的后背发起偷袭。于是,萨达姆朝男孩挤了挤眼睛,要他把手上的动作暂停一下。而后,总统大声呼唤那个保镖的姓名。对方一转过身,脑袋上就挨了一闷棍——这当然是被推倒的男孩实施的报复。话到这里,事主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而我等审问人员也陪着笑了几声。我表示:“萨达姆啊,您这个故事还真有点意思。”他则表示:“我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呢。”接着,他又讲了几个类似的小趣事。不过,所有的故事的套路都大致如一:临到结局,总有一个倒霉蛋会经受皮肉之苦。而萨达姆,总是那个负责实施惩罚的人。 如果我们胆敢触及一些敏感问题,萨达姆就会大发雷霆。不过,这倒也符合他的个性。一天,我们谈起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双边关系,这层关系就叫他很是不爽。谈话间,他显得心不在焉,一直在拨弄自己的指甲缝。这个小动作,正好说明我们已经点中了他的某处死穴。于是,我会趁机向他施加压力,不断重复刚才的问题。对此,我们的询问对象干脆摆出一张眉头深锁的脸。而后,他又把双手摊在大家眼前,并耐心地从指甲缝中掏取污垢。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他甚至会开始用手剔牙。 对话一旦进入禁区,萨达姆会变得不大高兴。他往往表示抗议:显然,大家的话题已经偏离了历史的范畴。我向他问起叙、伊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终于惹得他勃然大怒:“什么贸易?谁在乎什么贸易问题?你难道觉得,萨达姆·侯赛因只是个做生意的?哼,生意人不过是历史的沉渣而已。”以下几个问题,萨达姆似乎永远也不想提及——他的个人安全,他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他和那些忠心耿耿的部下的关系,还有就是情报事务。萨达姆甚至表示:放眼全世界,他只和两个人交好结谊。不过,这两位密友的身份,他永远也不会透露给我们。 我们的工作很是刺激。毕竟,我们向萨达姆抛出的种种问题,其他人从来未曾向他提起过。有些问题会惹得他勃然大怒,有的问题则会开启他的演讲欲望。他总是谈及历史,也总想为某个历史事件找到合适的解释。有时候,我们的问题真会让他大吃一惊。比如,我曾经问到了他的老婆们(没错,他有两个老婆——一个是萨吉达;另一个则是伊拉克航空公司的空乘员萨米拉·沙赫班达尔)的情况。而这个话题,他明显也不太欢迎。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说得有些过多。于是,他会力图收住话头。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在和他“搞好关系”。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和这位“客人”相处多久。而且,华盛顿的各位领导,还有一大堆问题需要我等从萨达姆身上挖掘答案。其实,相比即将介入事态的联邦调查局同行,我等中情局人员对于萨达姆的了解自然要深入得多。但是,经验丰富的我,余下的时间却已经不多。没办法,乔治·特内特和他那堆“马屁精”们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推进一场成功的聆讯。 我问到了萨达姆的成长经历。他的家乡提克里特贫穷落后、几近蒙昧。我很想知道一个青年如何走出困顿,又在日后登上权力巅峰的全过程。对此,萨达姆只是表示:小时候家里很穷,日子自然非常艰难。那么,萨达姆和他的母亲关系如何?他和他那位继父又相处得怎样呢?发问之前,我的心中似乎就有了答案。早年间,作为“要人研究员”的我,好像已经洞悉了萨达姆的家庭秘密。我知道,他的继父其实也是他父亲的兄弟。也就是说,此人拥有爸爸和叔叔的两重身份。那时,我还听说,继父待他很糟。幼时的他就已经饱受责打。后来,他还为了躲避虐待而选择离家出走。继父的所作所为塑造了萨达姆的性格。正因如此,他才如此暴虐,如此好斗。甚至继父的残忍,方才导致了他对核武器的痴心追求。 以上推论,当然有些异想天开的成分。但是,又似乎合理合情。反正,研究萨达姆的各位精神病学专家都对此深信不疑。学界也好、情报圈子也罢,无不唱着同样的调调。至于本人,当然不能免俗。在呈给政府高官的情报文件当中,我也一再重复了上述内容。而萨达姆本人的回忆,却与我等先前的看法完全相反——他和继父很是亲近。在他心中,继父就是天底下最慈爱的那个人。萨达姆之所以离开提克里特,确实是与继父有些关系。不过,老人家只是觉得家乡机会寥寥,不适合萨达姆这种有志青年发展。于是,他建议萨达姆应该出去闯一闯。继父的鼓励,让萨达姆一直感念在心。那么,继父对幼年萨达姆施以暴力的种种传闻,又该做何解释呢?面对我的疑问,萨达姆表示:“那都是无稽之谈。安拉保佑,易卜拉欣·哈桑(Ibrahim Hassan)但凡有什么秘密,都会立即告诉我。对他来说,我比他的亲儿子伊达姆(Idham)更值得托付信任。” 好吧,看来是我自以为是了。“独裁者”家庭内外的诸多事情,我并不像想象之中那样了解真情。 由此,我对中情局的各位医生和精神病学专家也起了疑心。也许,他们对于萨达姆的“诊断”也并非那么可信。此前的很多年内,我和我的同事们曾经认为萨达姆背部有恙。人到六十的独裁者,脊背的确有些僵直。不过,他的绝大多数同龄人莫不如此。萨达姆的身体状况远远好过局里专家的估计。我还记得,司机萨米尔曾经慨叹萨达姆体力充沛。他们一干人在逃亡的途中都累得灰头土脸、呼天抢地的,唯有萨达姆始终精神饱满。总体而言,除却偏高的血压以及前列腺方面的一点小小毛病外,萨达姆其人相当健康。他倒是有些精神上的恐惧症。比如,身处胶合板打造而成的囚室之中,就叫萨达姆很不适应。为此他抱怨连连,还自称对木材过敏。其实,萨达姆的这个居所光线不佳,又赶上伊拉克那潮湿多雨的冬天。一个人身处其中,很难产生良好的感觉。就连造访此地的我等审讯人员,都变得有些病恹恹的。 讯问之前,局里的专家还透露了萨达姆的两个小习惯——他不吃红肉,而且还戒了烟。为此,我特意讯问“独裁者”。难道,他真舍得雪茄这个爱好?对此,萨达姆哈哈大笑。“独裁者”指出,我的这些情报来源不明,而且大错特错。他身边的任何人都清楚:他对雪茄一直痴心不改,一天就要抽掉足足四支。他甚至打趣地询问本人,想知道我有没有带上那么一两根可供一起分享。我只得表示抱歉,同时声明本人素无烟瘾。闻听此言,萨达姆有点怅然若失。他随即表示,自己不但没有放弃雪茄,也从不曾和红色肉类绝缘。一名医生,如何能够对素未谋面的研究对象进行诊断,又何从知道对方的健康状况呢?由此得来的种种情报,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多年以后,笔者有了一名新的研究对象—(Kim Jong Il)。自然地,局里医疗部门的专家同行又得向我通报研究对象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而他们的报告内容,几乎就是当年萨达姆的翻版。总之,()身体有疾,而且已经禁肉绝酒。这种情况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抄袭使然。 萨达姆的问题五花八门。时间,是他常常问及的东西。他无时无刻不想知道,自己处于一天之中的哪一刻。知道了确切的时间,他才好进行礼拜。我的很多同事都觉得,萨达姆此举纯属“表演”。他们觉得,伊拉克“独裁者”扮出一副虔诚的面孔,只是为了麻痹民众。这样的看法显然失之偏颇。据我所知,晚年的萨达姆确实显出了倾心宗教的姿态。但是,他并非瓦哈比思想的追随者,也不相信什么“圣战”。他沉迷宗教,更不是因为他和“基地”组织在私底下有秘密的勾连。在我看来,宗教曾是萨达姆幼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后来的“虔诚”举动,可能只是出于个人经历的缘故。当然,萨达姆虽然“虔诚”,却也把宗教当成了破坏“问话”过程的挡箭牌。我们的话题一旦触及他的禁区,萨达姆便会抬起头颅,四处张望。“守卫在哪里?”他会说,“时间到了,我要做礼拜啦!”做礼拜,是萨达姆对我们施行“格挡”的有效技术手段。同样的伎俩,他耍弄得不厌其烦,还曾因此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那天,我们谈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而萨达姆则不失时机地开始询问时间。确定时刻之后,他立即宣布:“嗯,我觉得又该是做礼拜的时候了。”没办法,问话中断了整整10分钟。随后,看守敲响屋门,表示萨达姆该回监房了。 谈话中,我提到了伊朗这个国家及其政府。那么,萨达姆对他们有何看法呢?提到伊朗,萨达姆的口吻郑重了起来。他力图摆出一副大政治家的气魄,他想让自己的语气庄重得体,而又不失谦虚谨慎。当然,萨达姆只是在惺惺作态。谈笑之间,他实在掩饰不住自己对于伊朗人的仇恨。有时候,他干脆口无遮拦,直接嘲讽起来。我曾经提道:美国和伊朗虽然敌对,但两个国家其实颇有相似之处。比如,洛杉矶的伊朗移民人数众多,多到沦为“德黑兰矶”(德黑兰为伊朗首都)的程度。我的话语,引得萨达姆呵呵大笑。而后,我又提道:“9·11”事件发生过后,伊朗民众曾经点起长明灯祭奠死难者。萨达姆立即摆出一副苦脸。“呵呵,伊朗人又在耍弄两面手段了。哦,既然他们如此真心,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对他们敞开怀抱呢?对啊,美国和伊朗应该亲如一家啊,”说着说着,萨达姆笑出了声,“长明灯?我倒要看看能亮到什么时候。” 其后,萨达姆又抱怨起来:他曾委托塔里克·阿齐兹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就“9·11”事件向美方表示慰问。只不过,信件交到了前任总检察长拉姆塞·克拉克(Ramsey Clark)手中。此人和布什总统素有仇怨,自然无法向白宫转达萨达姆的好意。不明就里的萨达姆,只能带着迷惑,重重地发着牢骚:“难道你们美国人,就没有读一读塔里克·阿齐兹写给拉姆塞·克拉克的慰问信吗?德黑兰市长的几句话就让你们感动不已。试问,一个小小市长的几句话,能比伊拉克总理的亲笔慰问更为重要” 萨达姆一向以阿拉伯民族的钢铁长城自居。他真诚地觉得:是自己的存在,抵御了伊朗人的入侵;伊拉克人民甘为屏障的贡献,也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以及“世界上最高贵民族”的头衔。一番自夸过后,萨达姆开始了对伊朗的激烈批判:“这不是一个诚实的国度。而且,他们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像他们那样谎话连篇。他们嘴上说着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伊朗人的劣根性莫过于此。”谈话进行到后来,萨达姆还不忘挞伐伊朗:“伊朗方面仍然怀有狼子野心,他们妄图打着宗教的旗帜,征服和奴役阿拉伯世界。他们一直鼓吹:时机一旦成熟,伊朗将发动战争,解放耶路撒冷(al-Quds),并由此建立一个所谓‘伊斯兰的国度’。呵呵,伊朗人自觉有了核武器,就有了解放耶路撒冷的能力。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统领整个阿拉伯民族。”1996年,萨达姆的长子乌代曾经躲过了一场刺杀。相关的仇和怨,也被萨达姆记在了伊朗人的账上。 接下来的几次问话之中,伊朗仍是我们和萨达姆的热门话题。每一次,萨达姆都摸黑来到审讯室。解除禁锢之后,他照例坐定,并向我和布鲁斯问好。而后就是他冗长无端的讲演时间。演讲的内容一以贯之,统统关乎“两伊战争”。“你们知道吗?‘两伊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方面曾经先后548次挑衅我国。”萨达姆表示。此后,他总会一五一十、历数伊朗的寻衅行为,恨不能把所有548起事件都细细讲述一番。我和布鲁斯自然没有兴趣全盘了解。不过,对于其中的某些事件,我们却又希望萨达姆好好谈谈。比如,当时的阿拉伯河(Shatt al-Arab)河口曾经发生大量的沉船事件。受害船艇既有伊拉克籍,也有不少来自国外。要知道,河口可是伊拉克通往波斯湾的门户,船只沉没的问题也被大家当作“两伊战争”的导火索。那么,萨达姆对此又有何看法呢?“我国曾就沉船事件,向联合国呈送了290份备忘录,”萨达姆如是说,“伊朗方面呢,只用了短短的一份报告就聊做回应,打发了事……当年的9月22日,伊朗国防部长还曾放出狂言:他们的军队一旦侵入伊拉克境内,就会一路高歌猛进直至攻陷巴格达为止。”而在实际进程中,伊拉克军队在1988年就解放了法乌半岛(al-Faw)。此地位于阿拉伯河河口之上,扼守着水道的要津。自此以后,伊朗军队再也未能染指伊拉克领土。对于萨达姆和伊拉克而言,法乌战役就是“两伊战争”中的重要转折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萨达姆的谈话内容始终未变。对于伊朗这个国家,他有太多的看法需要倾吐。能叫他如此专注的话题可真是少见。在萨达姆看来,“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方面的表现堪称英勇。那场战事,同时也是参战两国的一次武器实验。萨达姆觉得,战争中的种种事实,都足以证明伊拉克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战士”。大多数军事研究者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两伊战争”是由萨达姆挑起的。当时,伊拉克出动了10万大军,外加200多架飞机,对伊朗进行了突然袭击。那么,萨达姆为什么要开启战端呢?面对我们的如此问题,萨达姆却又提出了抗议。 萨达姆一口咬定,伊朗才是主动点燃战火的元凶。他表示,伊朗方面强占了本国两处居民定居点,而后又不愿意签订合约,退还领土。而且,伊朗人还曾向伊拉克油井纵火,甚至在靠近伊拉克领土的边境地区布置了大炮。对了,那些大炮还是美国货。伊拉克方面出动军队,完全是为了“抵御”大炮的威胁。萨达姆还说,自己曾先后3次致信伊朗领导人,提醒对方事态可能升级的严重性。“但是,伊朗方面不管不顾,甚至开始炮击伊拉克境内重要的港口城市——巴士拉,并用炮弹骚扰我国的油井设施。”萨达姆控诉道,“伊朗军队还侵入迪亚拉。他们的部队,就驻扎在被掠夺的我国领土。侵略军遭到迎头痛击,不少人被我方俘虏。其中的一名俘虏,被我们关押了整整10年。我方希望他成为人证,证明这场战争并非始于9月22日(伊拉克军队于1980年9月22日侵入伊朗领土)。实际上,战事早在9月4日(伊朗军队占领赛义德·沙阿的时间)就已爆发。”此外,萨达姆还指出:“伊朗方面一直采用暗杀手段,意图对我国领导人不利。塔里克·阿齐兹、拉提夫·努赛义夫·贾西姆和穆萨海尔·巴德尔·丁都被他们如此针对过。即便在两国和平相处的阶段,伊朗方面也不忘派出军机,在我国领空进行干涉和袭扰。前前后后加起来,相关活动竟然多达240次。”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曾呼吁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信众发动起义以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统治。事主随机借势发言:“你们看看,他们就是这样干涉我国内政的……这种行为,不是形同侵略吗?” “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曾在战场上使用过化学武器。如此行为,萨达姆一直不愿直接置评。但是,化学武器倒也算不上萨达姆的口舌禁忌。他非常想要证明,其实伊朗方面也动用了同样的战争手段。而且,伊拉克军队使用化学武器,纯粹出于自卫目的。每到此时,刚才还缄口不语的萨达姆,总会在忽然之间大发谈兴。按照萨达姆的说法,伊朗军队才是开启化学武器这个潘多拉魔盒的黑手。他说1981年的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之役中,伊朗方面率先利用化学武器对据守当地的伊拉克军人进行残害。事实上,霍拉姆沙赫尔位于伊朗境内,是伊拉克军队入侵伊朗的最重要的城市。当然,萨达姆军队的攻势也在这里遭到了阻断。 伊拉克方面在“两伊战争”中的种种策略,也让我和布鲁斯很有兴趣。萨达姆的回答相当简短:“这种问题,你们还是去咨询我国国防部的负责人吧。”当年伊拉克方面的导弹攻势,萨达姆自然也不愿多谈。对于“两伊战争”期间的导弹纠葛,他的回答完全遵循“套路”:一切事端,皆出自伊朗的阴谋暗算。他还表示,利比亚也在这场纠葛中插了一脚。正是利比亚提供的导弹,成了伊朗侵略伊拉克的一柄利器。“我曾通过电台向伊朗方面喊话:所谓导弹攻势,只会导致双输的结局。虽然伊朗人一直寻衅,但我仍然不想对伊朗领土进行“同态”报复。但是,既然伊朗人不愿悬崖勒马,我们也只好展开还击。飞毛腿导弹就是我们的反击手段。当然,我们的行动,又招来了伊朗人的报复。总之,我们从未有意侵害伊朗。每一次,都是他们不义在先,而后我们被迫行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我决定换个话题,于是,主动问起了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General Ahmed Hassan al-Bakr,伊拉克总统,1968年至1979年在任)下野的事。我们的问话对象登上权力巅峰之前,伊拉克的国家元首正是这位贝克尔。许多美国学者认为,萨达姆曾经导演了一出逼宫大戏,迫使老上司让渡权力。他们的意见,被我转达给了萨达姆本人。不过,我也向萨达姆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知道事实真相可能并非如此。当时的贝克尔对于伊拉克的未来很是忧心。那时候,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步步得势。霍梅尼正向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展开宣传和蛊惑。什叶派信众虽在伊拉克占据了人口中的多数,但在政治领域,他们又是失意一族。在伊朗的引诱之下,伊拉克国内随时都会生出事端。如此背景之下,贝克尔很有可能选择主动让位,放任萨达姆这一干强硬的少壮派领导人去和伊朗周旋。此外,我还告诉了萨达姆另一则传闻——有些西方观察家觉得,萨达姆就是谋害贝克尔的凶手。1982年贝克尔去世的时候,“两伊战争”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危局当前,萨达姆害怕自己地位不保,于是才对贝克尔下了黑手。在我看来,如上推断大多都是无稽之谈。不过,这一次我并未阐明观点。我倒想看看,事主本人想要如何自辩。当时,我分明发现,萨达姆已经有点怒不可遏。我的转述很是细致,也不知道翻译人员有没有向萨达姆完完整整和盘托出。总之,问话对象只是表示:这些胡说八道,他是从未听闻。 贝克尔当年是主动让贤。 对于这一点,萨达姆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还表示:在位期间,贝克尔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随着时间推移,更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因此,老上司决意退位。萨达姆还说,贝克尔早就相中了那么一个接班人。在贝克尔看来,此人熟悉政府的运转模式,而且,唯有他才有笼络人心、维护团结的能力。这个唯一人选,自然就是萨达姆本人。面对上司的托付,萨达姆一开始选择了婉拒。毕竟,我们的“问话”对象自称“一向无心问政”。萨达姆甚至声称:当时的他只想回到家乡,在提克里特做个农民。不过,眼看国家正在陷入危机,萨达姆也开始了一场心理斗争。最后,他决定接下贝克尔交给自己的这副重担。以上言辞,统统来自萨达姆的自述。 那一刻,我觉得时机已到。于是,我向萨达姆提出了一个问题:1979年,伊拉克复兴党召开代表大会。萨达姆借此机会逮捕和杀害了不少政敌。也许,他干出这些勾当,只是为了获得贝克尔的信任?我的问题一出口,萨达姆就有些坐不住了。他立即申辩:自己之所以设下那出鸿门宴,是要拆穿一桩阴谋。策划阴谋的人,来自叙利亚复兴党。萨达姆表示,叙利亚人的阴谋已近得逞,就连自己的秘书也都遭到策反。当时,伊拉克复兴党内人人自危,反叛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说着说着,萨达姆的左眼皮突然剧烈跳动起来。 “问话”已近尾声。遵循旧例,我和布鲁斯想用一个轻松的问题结束当天的讯问。于是,我向萨达姆提出,自己想知道他最喜爱哪种读物。萨达姆表示,他喜欢历史读物。此外,阿拉伯民间故事也是他的最爱。接着,我又问起他最为中意的一本书。这一回,萨达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原来,他很是欣赏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想一想那幅画面,”萨达姆说,“一个人、一叶舟、一条渔网,一本书里,只有这寥寥几个元素。但是,人类的处境又一览无遗。真是好故事啊!”就这样,“问话”结束。但是,我能发现,萨达姆有些愠怒。很明显,我对贝克尔的某些评论,叫他很是不快。 嗯,那天我确实招惹了萨达姆。这一点,很快就在下一次问话中得到了确认。当天,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萨达姆就主动抢过了话头。他一举手,表示有话要对我宣布:“你好,我有件事情要向你说清楚。你昨天的话,相当伤人!你居然认为我应该为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死负责任。但是,你肯定不知道,他其实是我的亲族长辈。对我来说,他老人家有如父亲。而且,我俩还是忘年知交。这些事情,你知不知道?”萨达姆滔滔不绝,在我眼中,他正在鼓舞自己把情绪一步一步调入亢奋状态。我可不想他以此为由,对我们闭口不言。于是,我只得主动示好,我告诉萨达姆,和他谈话让我获益匪浅。他提到的好些事情,我此前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且,我装出一副好奇的样子,向他请教叙利亚人针对伊拉克复兴党的种种阴谋内幕。我还表示,自己提到那些关于贝克尔的种种,无不属于道听途说。终于,萨达姆显得平静了些。“好吧。”他吐出了一句话,而我们的对谈又可以开始了。 与萨达姆纵论伊朗的过程当中,还曾出现过一个颇为有趣的瞬间。那一次,我把话题扯到了萨达姆的某位近臣身上。我说了不少这人的情况,不过内容却是错误多多。当然,这是我的计策。我希望好为人师的萨达姆能够纠正我,并由此抖出一些关键信息。可惜,萨达姆会意错了。他只觉得我这个人才疏学浅而且愚妄,这就是独裁者当时对我的评价。这时,同在桌边的布鲁斯忍不住开了腔:“嘿,您是说我的朋友是个笨蛋,对吧?那么,他有没有蠢到把全国的防空力量统统献给敌人的那种地步呢?您怎么看?”此话一出,萨达姆立即怔住了。当时,我发现他几乎呆若木鸡。他没料到有人如此无礼,竟敢直接揭露自己的旧日“疮疤”。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曾把一批战斗机和军舰运往伊朗。他觉得如此一来,这些武器就可以逃过美国人的轰炸。而且,他还以为,伊朗方面日后定将完璧归赵。这个想法,未免有些天真,有些傻。本书写成的时候,萨达姆的战斗机仍在伊朗人的手中。而且,没人敢保证飞机还是原先的模样。萨达姆的举动,启迪了研究者的想象。有些人甚至提出了大胆的推论:萨达姆此举,是为了把老对手伊朗也拉入战局。当然,具体原因已不可考证。我只知道,布鲁斯的话叫萨达姆愣了神。而后,他忽然莞尔,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那一刻,他真是乐得“花枝乱颤”,而且还向布鲁斯伸出了大拇指。“你这话,扎心了啊!”萨达姆表示。我和布鲁斯,也不由得受到他情绪的感染。 萨达姆很在意历史评价。他总会讲出一些富于希望与正面的小小故事,借此突出自己的高大形象。那些故事宛如寓言,相关背景,我和布鲁斯很是陌生。自然,我们无法驳嘴,只能由着他发挥兴致。比如,萨达姆就告诉我俩:自己对于霍梅尼绝无不敬之意。1989年,伊朗领袖与世长辞。随即,不少伊拉克人陷入了狂欢。同胞的这等行为,萨达姆并不苟同。当时,一位部长打来“报喜”的电话,还遭到了他的批评。他告诫部下:对于霍梅尼这种“圣人”,大家应当怀有一份敬意。萨达姆的这个故事,我和布鲁斯实在有些听不下去。我俩都清楚,萨达姆对霍梅尼恨得入骨。在他看来,伊朗领袖就是自己的死敌。我问萨达姆:既然他如此敬仰霍梅尼,那么,“两伊战争”期间,他又为什么在电台讲话中把霍梅尼骂得狗血淋头呢?当时,萨达姆言辞犀利,可谓尖酸至极。对于我的问话,萨达姆大叫冤枉,他请我拿出证据。他想要知道,他到底在哪个日期、哪个场合对霍梅尼发表了何等不敬的评论。我只得回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会把相关细节呈现到萨达姆的面前。当然,前提是他愿意纠缠这个问题。 我话锋一转,提起了霍梅尼的一段流亡经历。1965年到1978年间,伊朗宗教领袖一直在伊拉克客居。对于这段旧事,萨达姆又有何看法呢?事主表示,自1975年《阿拉伯河协议》(Shatt al-Arab Agreement)签订之后,两伊政府已经决意不再干涉对方的内政。“当时,霍梅尼也算得上伊拉克的客人。但是,这个客人又和伊朗政府有些龃龉。当然,这也不代表我们两国关系不睦。而且,伊拉克政府也要对客人的安全负责。协议签订过后,霍梅尼接见了不少记者,也通过录音带发表了很多评论。为了求得他的理解,“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一名委员特地拜望了霍梅尼,向他解释我国政府与沙阿当局(即伊朗国王)的协议内容。事前,我们已经商定:如果霍梅尼能够接受协议,那么一切照旧;如果他无法理解,我们也只能对他下逐客令了。然而,霍梅尼仍然坚持要反对沙阿当局。”不久,客居的“宗教领袖”表示了离开伊拉克的意愿。他本想前往科威特,不料对方却拒其入境。萨达姆披露,沙阿当局曾经多次施压,希望伊拉克方面能留住霍梅尼。但是,他到底尊重了“宗教领袖”的选择,并由得对方去了法国巴黎。 萨达姆的如上描述,和历史记录大相径庭。也许,他只是不想留下印象,让我俩觉得当年的他被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牵着鼻子走。显然,驱逐霍梅尼应该是沙阿当局的意思。但是,萨达姆想摆出姿态,掩饰自己遵从伊朗沙阿当局方面行事的这个事实。其实,《阿拉伯河协议》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往日的事,仍叫萨达姆万分在意。他一再强调,自己在和巴列维的较量当中占了上风。双方的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一直向他苦苦哀求,祈愿议和。萨达姆还说,自己曾为了霍梅尼的事情致信巴列维。信中表示,假如霍梅尼留守伊拉克境内、并一再从事反对伊朗政府的活动,那么,不但伊朗人民会心生反感,伊拉克人也将觉得本国政府背信弃义。“对了,霍梅尼掌权之后对伊拉克如此仇视,也和这件往事脱不开干系。”萨达姆表示,“当然,本人觉得:任何人掌握了伊朗的权柄,都会对我国采取仇视策略。” 而后,萨达姆又提起了伊拉克国内的那些敌与友。他的一番表态,叫我大吃了一惊——萨达姆竟然说,自己“非常喜欢”库尔德(Kurds)这个民族。“我很欣赏库尔德人,具体原因我也无法说清。可能,我是喜欢他们简单的心性吧。简单纯良的乡民,我最是欣赏。我和农村里的乡亲相处得很好。这些人性子直,没有那些弯弯绕的东西。1961年之前,库尔德人真是特别质朴。即便在巴格达这种大城市,我们也可以安安心心地把任何值钱的物品托付给他们。但是,1961年过后,一些人又在北方挑唆民族仇恨。对此,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不过,哈拉布贾(Halabja)那件事情过后,政府方面失去了库尔德人的人心。从此,他们对政府不再信任。”话到此处,萨达姆的语调变得有些惨然。看他那模样,仿佛并不清楚库尔德人为何如此仇恨复兴党政权。当年,“两伊战争”行将结束之前,萨达姆的部队袭击了伊拉克北部城市,同时也是库尔德人聚居地的哈拉布贾。其间,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数千人因此死亡,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受害人员大多属于平民。此等行为,已经被定义为种族屠杀。 萨达姆政权此举,显然是要报复当地人支持伊朗军队的旧怨。其实,袭击哈拉布贾、使用化学武器皆非出自萨达姆的命令。待到他有所察觉,已经为时晚矣。相关情况实在有些讽刺,我等也是等到萨达姆政权倒台方才得知。萨达姆表示,一切都是尼扎尔·哈兹拉吉(Nizar al-Khazraji)惹的祸。此人曾经担任伊拉克陆军的参谋长。哈兹拉吉的行动,叫萨达姆大为光火。当然,他可不是因为屠杀平民、侵犯人权的行为而感到义愤。他只是觉得,这宗屠杀针对那些亲近伊朗的民族团体,一定会被伊朗方面抓住把柄,大做文章。由此而来,国际舆论很可能对自己大加挞伐。 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的“热爱”似乎限于平民。对于库尔德人中的政治领袖,他可是没有半点好感。无论是库尔德斯坦(Iraqi Kurdistan)自治区的民主党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Masud Barzhani),还是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领导人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在他眼中都属于撒谎成性的无耻政客。萨达姆觉得,正是由于他们的欺瞒,库尔德人才会对自己如此反感。“贾拉勒·塔拉巴尼吐出的每一个字都不可信。对于我的态度,他也非常清楚。我曾当着他的面表示:‘你这个人,真是晚上一副面孔,早上又变成另外一副嘴脸。’ 对于那些热衷政治的宗教人士,萨达姆向来很是不满。更何况,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经常不合他的意愿。源于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思潮”(Wahab thought),最让他觉得反感。什叶派在伊拉克占据人口多数。他们的势力,萨达姆自然忌惮;而来自伊朗的威胁,也令他坐卧难安。 不过,在萨达姆看来,以上两派势力对他的政权影响只能算小疾;逊尼派“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才是复兴党政权最大的心腹之患。 萨达姆初掌权柄的那一阵,正值阿拉伯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其实,他的许多同辈领导人,都在这种思潮的勃兴时期成长起来。时过境迁,如今的民族主义已经失去号召力。相反,宗教极端思想和组织却在中东地区扎下了根。 萨达姆觉得,宗教极端主义会成为一大乱源。他认为:“早在1977年,我就对宗教极端思潮的滥觞产生了警惕。而且,我还曾经著书立说,予以阐释。我们复兴党一向主张政教分离。宗教干预政治,只能是双输结局,一方面亵渎信仰,一方面也破坏了政治的大局。”萨达姆并不喜欢“瓦哈比思想”。但是,他很“看好”“瓦哈比分子”的政治前景。他觉得,他们将会迅速得势,引起全世界震惊。毕竟,过去50年来,阿拉伯各国人民已经对各自的政治领袖失去了信任。“瓦哈比思想”的蛊惑,正好能够收拾已经涣散的民心。萨达姆还指出,“原教旨主义”势力已经找好了一片天然的根据地——这片地盘,正好位于伊拉克与约旦、科威特、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等国的边界之间。“我国本来自有一番政治平衡。但是,外国势力横插一杠,打破了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政治格局。现在,你们美国人要把‘瓦哈比势力’引入我国,只能致使伊拉克局势的失衡。”萨达姆如此表示。 对待逊尼派同胞,萨达姆向来采取怀柔政策。在他当政期间,地方上的部落首领能从政府那里领取不少金钱。此外,萨达姆还会慷慨解囊,为各位部落首领添置代步工具。独裁者觉得,自己的这些恩惠,定能换来地方势力派对他的忠诚。正因如此,他才对宗教极端思想警惕万分。毕竟,“瓦哈比思想”很有可能形成离间效应,让国内的逊尼派势力对萨达姆生出二心。而且,“瓦哈比派”有着一个坚强后盾——沙特阿拉伯方面从来都不惜工本,只为宣传和推广“瓦哈比思想”。长此以往,难保萨达姆政权不会祸起萧墙。 入夜,我回到了自己的拖车之上。想起萨达姆对于“原教旨主义”的看法,我的睡意渐渐消散。其实,平日里我的睡眠质量还算不错。有时候,哪怕戴上耳机,耳边响着音乐,我也可以速速进入梦境。当然,我也会失眠。1月13日那个晚上,我就一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为了研究萨达姆的所思、所想和所为,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我当然清楚,他一向和“原教旨主义”分子势同水火。那些相信“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分子”或者“萨拉菲主义(Salafism)”可不会把萨达姆看作至高无上的偶像。唯有《古兰经》和《圣训集》(Hadith)——也就是弟子记录下的穆罕默德言行集萃,才能得到这帮人的尊崇和服膺。 当政期间的萨达姆,也曾和“原教旨主义”势力闹得剑拔弩张。1996年,杜莱姆(Dulaim)部落的一名首领被萨达姆怀疑“涉嫌叛国”,而遭遇死刑的命运。此后,萨达姆当局和这个伊拉克境内最大的逊尼派部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 对于什叶派势力,萨达姆一向采取打压之势。而且,他往往通过武力达到这个目的。不过,从始到终,他也没能消除什叶派势力对政权的威胁。不过,他巧妙借势,反而化威胁为力量。什叶派的存在,让境内的逊尼派势力在忌惮之余,必须向萨达姆寻求庇护。没有这层关系,某些逊尼派政治人物也有可能生出推翻萨达姆的野心。总之,萨达姆一直在扮演着伊拉克逊尼派保护者的角色。要知道,在伊拉克逊尼派的人口处于绝对劣势。 但是,萨达姆也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原教旨主义者的信任。在他看来,瓦哈比派一直想要渗透进入他的政权,并在最后夺取他的权柄。为了描述这种威胁,萨达姆还主动提到卡迈勒·萨切特·贾纳比(Kamel Sachet al-Janabi)的故事,当年,这位卡迈勒·萨切特可是伊拉克军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两伊战争”期间,萨切特便以战功卓著著称。后来,他还陪在萨达姆左右,充当伊拉克总统的高级参谋。入侵科威特之后,卡迈勒·萨切特前往被占领国家就职,不过他亲眼看见伊拉克军队在1991年的惨败。军队和军旅生涯,是卡迈勒·萨切特这种人最为珍视的东西。海湾战争的失利,也成了他人生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萨达姆表示,卡迈勒·萨切特这种人才,自己始终很是爱惜。海湾战争之后,他把萨切特调离军队一线,转而安置在自己的“军官团”当中。“军官团”的成员报酬丰厚。他们虽然身着戎装,但大多已经退伍。20世纪90年代的某段时期,萨切特开始醉心于宗教事务。为此,将军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工夫。萨达姆曾经告诫手下:宗教诚然神圣而高贵,不过不可太过着迷。但是,萨达姆后来发现:自己那番劝诫,萨切特并未完全领受。后来,萨切特甚至在和“瓦哈比分子”暗中联系。 1998年底,伊拉克政坛的上空,飘来了“政变”的疑云。为求万全,萨达姆先发制人,逮捕并处决了卡迈勒·萨切特,罪名自然是“阴谋反对政府”。其实,所谓“政变”很可能并无其事。即便萨切特等人有心谋反,恐怕也远远没有进入实践程序。谈起卡迈勒·萨切特,萨达姆的表情很是痛苦和不舍。但是,忠诚才是“独裁者”最为看重的品格。他的任何手下一旦涉嫌不忠,便有可能遭遇性命之忧。多年以后,我读到温戴尔·斯蒂亚文森(Wendell Steavenson)的《芥末种子的重量》(Weight of Mustard Seeds),从中知晓了卡迈勒·萨切特的人生故事,以及他在伊拉克“情报局”迫害下惨死的经历。萨切特原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将领。萨达姆主导的侵略行动,让他对当时的伊拉克政权大感失望。萨切特本来就笃信宗教。此后,他更是和逊尼派宗教极端分子搭上了关系。最终,他因为涉嫌反对萨达姆而遭到处决。不过,斯蒂亚文森并未提萨切特和“瓦哈比分子”的联系才是他遭遇杀身之祸的缘由。而且,卡迈勒·萨切特的几个儿子,都成了“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得力干将。他们指挥的叛乱武装,一直在和美军对峙。 有人觉得,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是一条战线上的盟友。对此,萨达姆坚决否认。他还指出,自己其实和“基地”不共戴天。我们立即问到了“9·11”事件有关情况。根据某些人的“指控”(怀疑),这出“惨祸”也是萨达姆的阴谋。不过,萨达姆很快抓住了“指控”当中的漏洞:“为什么你们居然觉得此事与我有关?麻烦你们好好看一看,那些凶手来自哪个国家?他们来自沙特阿拉伯!还有这个主使的穆罕默德·阿塔(Muhammad Atta)又是哪里人?他是埃及人!对了,你们怎么不去问一问侯赛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相关情况,把他定为‘9·11’事件的幕后黑手呢?你们凭什么觉得这种事情就一定有我一份呢?” 我则提起了另一件事——“9·11”事件过后不久,萨达姆的长子乌代在《巴比伦报》(Babil)上发表文章。字里行间,总统的大公子似乎都在幸灾乐祸。我告诉萨达姆,乌代的行为颇为惹恼了一些美国人。“那又怎样呢?我的儿子说什么话,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相干?请问,我那儿子是政府官员还是什么身份?”萨达姆如此反驳。我只得向他解释:美国方面也清楚,《巴比伦报》在伊拉克重量非凡。而且,乌代毕竟曾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为此,美国政府中很多人都觉得,乌代的话语就是出自萨达姆的授意。闻听此言,萨达姆朝我翻了翻白眼,而后不由得笑了起来。 若论对伊拉克国情的了解,这世上恐怕无人能与萨达姆相比。他清楚伊拉克人的梦想,也知道大家有些什么期望……甚至,他们若是有了反叛之心,他也可以一眼看出。但是,提及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或者万里之外某片异域(比如美国)的社情民意,萨达姆可就是两眼一抹黑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9·11”的严重程度。他甚至觉得,这是一次契机,可供美国和伊拉克修复邦谊。萨达姆甚至认为,既然策划恐怖袭击,在纽约和华盛顿掀起腥风血雨的人属于宗教极端阵营,那么,美国一定需要他这样的世俗派身先士卒对“瓦哈比分子”进行打击。不得不说,萨达姆对于局势的分析鞭辟入里,很有逻辑性。但是,他没能料到美国下一步的动作。美方不但没有如他所愿,与他修好,反而宣布对他已经忍无可忍,不能再忍。布什政府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萨达姆拉下总统宝座。 面对重重指控,萨达姆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 有时,我们提及他涉嫌残害百姓的事情,他还是会予以回应。凡此情形,他总要推卸责任,建议我们直接去找那个负责执行的军事将领。当然,有一次,他差一点就服软认错了。当时,我们谈到了他入侵科威特的举动。起兵之前,伊拉克方面多次指责科威特利用“斜孔钻探”技术偷采伊拉克境内的石油资源。萨达姆兴兵讨伐科威特,最大理由也在这里。另外,伊拉克在“两伊战争”期间向科威特方面借贷的500亿美元,也是那场战争的一大导火索。后来,萨达姆眼见无力还款,干脆决定将债权国一口吞下。而且,科威特当年大力提高石油产量的举动,可能也触怒了萨达姆。当时,由于科威特(以及阿联酋)的举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不得不将预期油价下调至每桶18美元,伊拉克的财富随之大为缩水。故此,萨达姆才会对科威特怀恨在心。(不过,海湾战争爆发前几天,科威特方面已将石油产量降至石油输出国组织规定的水平。)而后,伊拉克方面悍然入侵科威特,并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占领期。其间,全球多国都对萨达姆的侵略行径表示谴责,海湾战争也因此爆发。乱局当中,近40万科威特人选择出逃国外。逃难的人数竟然达到科威特总人口的一半,入侵的过程中,萨达姆的部队对科威特进行了洗劫。到撤退的时候,伊方则纵火焚烧科威特油井。科威特境内的700座油井当中,有600余座遭到破坏。由此而来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也对当地人的健康形成戕害。 第一次见到萨达姆,我就提及了科威特问题。当时我发现,萨达姆仿佛有些畏缩。随着话题的继续深入,他的表情开始焦虑起来。接着,萨达姆试图转换话题,而我也由得他自由发挥。毕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撬开萨达姆的嘴。我可不想一着不慎,使萨达姆没了谈兴。下次“对话”,我又主动将对话引向了科威特。这一回,只见萨达姆双手抱头,不住慨叹:“哎呀呀,哎呀呀,这个问题真是让我头疼啊。”他就这样直截了当,而我们也一下子明白了他对于海湾战争的观点:此事实在是大错特错,错到他不敢面对和承受。 1990年的那场战争当中,34个国家加入了打击萨达姆的行列。多国部队总人数达到70万,其中美军就有54万。开战之前,大多数美军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驻扎和集结。(那一场战争耗资600亿美元,而沙特方面慷慨支付了其中的360亿)我们问萨达姆,他有没有动过先发制人、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驻沙美军的心思。“如果你们那些部队驻在其他国家,”萨达姆表示,“可能我国已经动手了。但是,沙特阿拉伯的领土可是一片圣地。当然,你们能在圣地驻军,也是一种罪孽。我们可不想为了打击你们而去造孽。不,我们从来没想过利用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问题,不在我的讨论之列……我们才不想用化学武器对抗整个世界。试问,哪个精神正常之人能做出这等蠢事呢?毕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1994年10月,伊拉克方面在伊、科边境集结重兵。“共和国卫队”的两个王牌师团也参与其中。我们想请萨达姆解释一下,当时他到底有何动机?对此,萨达姆表示,那只是一次正常的演习。一方面,萨达姆希望“演习”能让美国和科威特这两大敌手提心吊胆而又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他必须让自己的部队适应伊拉克南部的环境。毕竟,那个地方随时可能成为战区。“那个时候,我们两国其实还处于交战状态,”萨达姆表示,“把所有兵力集中一处,可不是明智之举。那样一来,敌人只会轻易掌握我们的动向。因此,我必须时时调动部队,以便迷惑敌人。而且,当时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边境摩擦持续不断,我们有所行动,科威特方面才会有所收敛。一切,都是我们的战略,而对方果然吓得不轻。很多人甚至星夜逃离科威特,只因他们慑于我们的武力。这倒也是好事,只不过并非我们的主观故意。”萨达姆展开“演习”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即做出回应。总统警告萨达姆:如果他觉得美国在海湾战争之后会变得软弱,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此外,克林顿还派出军舰,前往波斯湾水域巡逻游弋。而后,一支34000人的美军地面部队也在邻近地区待命。最后,联合国安理会也发表声明,对相关局势表示忧虑。此后不久,萨达姆便匆匆撤了军。 “对话”进入第二周,我们和萨达姆谈起了地缘政治。其间,萨达姆一直顾左右而言他,也不太愿意说其他领导人的坏话。但是,他却又好几次本性难耐,忍不住地长篇议论、臧否各国领袖人物。总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都难入萨达姆的法眼。在他心中,自己才是“伟人”中的“伟人”。邻近地区的同行,都难以望其项背。作为阿拉伯民族的一员,萨达姆很是自豪。不过,他也表示,自己并不想做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自己能够统领伊拉克一国便已知足。“我只想做伊拉克人的领袖,”他表示,“伊拉克人就是全世界品质最为高尚的民族。”对于已故的约旦国王侯赛因(King Hussein),萨达姆觉得此人不可信任。而且,国王还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傀儡”。对于邻近地区的新一代领导人,他似乎只有仇恨这一种情绪。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尤其让他不屑。而后,我们提起了埃及的杰米勒·阿卜德·纳赛尔(Gamil Abd al-Nasir)。那么,萨达姆如何看待这位著名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呢?只听萨达姆嗤笑一声,娓娓道来:“纳赛尔算是个好人,只可怜这个人不够命长,所以没能看见他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不过,生前的他倒是很快便和敌人达成了和解。但是他那些敌人如此贪婪,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对话当中,萨达姆提到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但是,没有一个能有幸得到他的夸赞。在他看来,无论智识还是胆魄,这些人统统不如自己。 有段时间,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仿佛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事到后来,却又沦为白费力气的“追逐游戏”。伊拉克战争之前多年,中情局已经遵命对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了研究和评估。纵观美国的情报史,恐怕没有第二个议题能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般大肆“吞噬”金钱、人力等各种资源,有关它的报告、汇报和会议材料等高度吸引了从总统到下面各级的层层关注。 对话中,我们自然避不开这个话题。当时,我们打算以“两伊战争”为切入点,步步诱导萨达姆入局。对方很快看穿了我们这套把戏,并立即打断了我们的话语:“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你们就不用浪费时间了。世界上还有比你们寻找的那个‘玩意儿’更危险的东西呢。”萨达姆的心思,我也能够洞悉。 我知道,以色列才是他想要涉及的主题。而且,他还主动讲起了海湾战争期间的“侯赛因飞弹事件”。1991年,伊拉克军队曾用“侯赛因火箭”袭击以色列。对于事件的背景,萨达姆做了阐释:“我们不仅仅代表伊拉克人,也代表整个阿拉伯民族。我一向认为:中东的乱象,美国势力的侵害,并非美国和阿拉伯两种文化所造成的冲突;一切乱源,都和以色列的阴谋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活动分不开。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不但极力游说美国政客,也在竭力影响美国大选。同时,他们还指使美国政客,做出有利于己的决策。正是由于他们在美国的活动,美国才会对我们施以暴虐…… 所以,当时我们分析,只要向以色列发起攻击,那么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我直接下了用飞毛腿导弹攻击以色列的命令,而没有征求参谋长的意见。其实,开战之前,我们就有言在先:美国打我们,那我们就攻击以色列。当然,我也告诉过参谋长,要针对以色列境内的军用目标。”不过,伊拉克方面何以得知以色列主要军事设施的方位呢?当然,他们更有可能是只朝着以色列的方向乱射一通。如果火箭能够击中什么东西,就足以令他们感到意外惊喜了。 原来,萨达姆的许多决策,真是完全来自“即兴表演”。确认此事之后,我不禁有些兴奋。这个事实,和国内那些伊拉克研究专家的预计大不相同。面对伊拉克问题,我们其实很少权衡利弊。无论对于某项具体措施,或者情报搜集和分析,抑或是在高度机密的情报会议当中,利弊分析都一应俱缺。如果事情进展不顺,我们也缺乏弥补过失的后续方案。事后看来,我觉得大家都低估了萨达姆随机应变的能力。海湾战争期间,我们就知道他每个晚上都会变更居所。 有时候,给他提供住宿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个普通百姓。萨达姆会突然出现在某户普通人家的门口,敲响屋门而后询问主人是否可以住一宿。 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并未完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面对我们的质疑,萨达姆提出反驳:“请问,伊拉克又在哪一点上违背了联合国决议呢?我们唯一不认可的,只有第661号决议(正是第661号决议决定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其他条款,我国全数接纳。不过,对于决议的执行问题,我国又有自己的看法。请问,以色列方面又受到多少条决议的谴责和限制?而他们又执行了其中的多少?而且,他们有没有因此付出战争代价?其实,有多少国家因为违背联合国决议而遭到入侵呢?想来想去,我只发现了一个案例——那就是我国。” “倒是你们美国人,应该思考一下贵国政府侵略我国的行径到底有何意义。伊拉克并不支持恐怖主义,我们也没和本·拉登发展关系。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是子虚乌有的罪名……而且,我们也不是邻国的威胁。但是,美国布什总统竟然诬称我国意图杀害其父老布什,而且还猜疑我国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不止布什想要为父“报仇”。比尔·克林顿总统曾经也接到“确切”情报,声称伊拉克方面有意取前总统的性命。此后,克林顿总统下令向伊拉克发射了23枚巡航导弹以示惩戒。)1992年,老布什竞选失利之后,曾准备在第二年访问科威特。据情报称,萨达姆有意趁此机会杀死布什。对此指控,萨达姆矢口否认。其实,老布什下野之后,萨达姆曾表示已经不再视之为敌。他哪里想得到,一次莫须有的“谋杀”,竟然成了又一位美国总统想要赶他下台的重要理由。 我问萨达姆,既然美国政府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大错特错”。那么,他是如何看待其中原因的呢?对方的回答颇具哲学意味,“因为倾听和理解精神的缺位。当然,本人也负有一定责任。”萨达姆关于伊拉克已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言殊为少见。这番表态,似乎证明他确实有意制造类似的武器。 萨达姆表示,联合国调查小组的工作,他个人并不会亲自参与。相关事宜,都交由塔里克·阿齐兹去打理。1991年,伊拉克方面声称:已经响应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备忘录的要求,单方面销毁了所有化学武器。而且,虽然中央政府下了命令,要求各级官员配合联合国特使开展工作。但是,眼见外国人要对自己的事务横插一杠,许多地方官员仍然很不情愿。而且,他们也不想公开有关的档案。“战争期间,”萨达姆解释道,“为了避免档案遭到空袭而被焚毁,所有档案都已经转移了收藏地点。有人却觉得,我们保护档案的举动是有意隐瞒。”他还指出,联合国调查组组长、瑞典外交官罗尔夫·埃克乌斯(Rolf Ekeus)在海湾战争后多次来过伊拉克。此人曾经记录:“1995年,伊拉克95%的化学武器遭到摧毁。因此,1995年至今,近5%的化学武器不知所终。美国军队参与搜查,也未能将其找到。” 我们则表示:多年以来,伊拉克官员都表示对于本国的化学武器情况一无所知。到了1995年,却又把近120箱文件交给联合国方面。所有文件,都记载着当时关于化学武器库的详情。(在那之前,萨达姆那位女婿胡赛因·卡迈勒刚刚出走约旦,伊拉克官员就奉命把联合国调查组带到胡赛因·卡迈勒名下的一处农庄。农庄里,除了饲养的家禽,还包括所有关于化学武器的政府文件。) “如果我们心里有鬼,大可焚毁这些文件,或者将其深埋在土里。”萨达姆表示,“我们也不打算重拾核计划,而且,塔里克·阿齐兹也告诉我,那些文件并不重要。而且,他也不知道文件为什么会在胡赛因·卡迈勒那里。”(实际上,伊拉克人常把敏感物品囤在高官家中,以逃避国际机构的查检。) 一直以来,萨达姆政权都声称:伊拉克的国防力量并不强大,而且基于防卫目的。不过,1995年,伊拉克方面却又坦陈:自己曾经拥有一个庞大的化学武器库。萨达姆表示:所有化学武器的目录,他早已上交联合国有关机构。海湾战争之后,什叶派暴乱随之而来。伊拉克全境18个省中的14个省先后陷入混乱。多地的复兴党党部遭到袭击,大部分政府文件也遭到焚毁。“没有一份存留下来,全都在火海中灰飞烟灭,就连地契和房屋凭证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找到一些有关资料,已经算得上仁至义尽。就像塔里克·阿齐兹说的那样:一场考试,拿下95%的分数,难道不算好成绩吗?”但是,萨达姆很是疑惑,联合国调查组不但没有表示赞赏,反而因为剩下那5%而纠缠不休。相关的禁运和制裁自然未能撤销。萨达姆继续说道:“有人真是以恶意揣测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伊拉克这样的委屈。” 对于伊拉克境内的种种情况,美、英两国的领导人其实并不了解。执政末期的萨达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时的他和自己的敌人一样,都失去了对社情的把握。由于长期荒废政事,萨达姆一步一步走进了“陷阱”。随着2003年那场战争的临近,他已经难于抽身。自己的政府公务,萨达姆也是毫无兴趣。他甚至没有制定任何的国防计划,以迎接美国人的挑战。“船到桥头自然直”,面对美国人大军压境的态势,他只能如此祈祷了。其实,过去萨达姆倒也曾经稀里糊涂地逢凶化吉。他总觉得,这一次的情况也莫过于此……一开始,美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他们会摧毁他的部队,占领他的部分领地。然后,出于战局不顺的原因,又或者慑于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劝阻,美国人将会主动放弃进攻。或者美国人会觉得自讨没趣,于是选择悻悻而去。联合国的介入也能达成停火的目的…… 总之,那个时候的萨达姆并未认真听取情报机构的汇报。那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及其后果,他自然一点也未曾预料得到。其实,就连年轻的乌代和库赛,也对美军的突然来袭大感震惊。紧急会议之上,每位高官都看向了萨达姆。他们本还指望,总统肯定胸有成竹,能有妙计应付“联军”。很快,大家就意识到:其实萨达姆也没招了。 没错,面对联军,萨达姆的招数就是企图以无招应付有招。 对此,事主也展开了自辩:“你们想一想,当时的我又有什么选择?其实,事情的结局无非两种:其一,美军遭遇顽强抵抗。其二,美军未遇任何抵抗。出于男子汉的尊严、军旅的荣誉和民族的荣光,任何男人逢此情况都必须抵抗。他们应该为了原则而战。感谢真主,我们不但奋起抗击,而且没有投降。这是莫大的光荣。对方公开挑衅,闹得举世皆知,我们的应对方法也必须简单。当然,各地的抵抗力度并不那么一致,而我们也非常清楚,对于人民而言,自然希望寸土不让;但是,政府官员应当知轻重,并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分配抵抗力量。你们可能觉得,提克里特作为萨达姆·侯赛因的故乡,理应得到重兵拱卫,对吧?但是,你们错了。我们的重兵,都集中到摩苏尔、基尔库克(Kirkuk)、巴士拉这些真正的重地去了。” 巴格达,显然应该也是一块战略重地。不过,首都的防卫力量却十分薄弱。这一点,实在叫人吃惊。萨达姆其人,向来崇拜军旅。不过,他对于军事知识的了解却相当有限。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似乎并未让他有所长进。为什么巴格达门户洞开?萨达姆自有一番解释。他声称,自己已经命令共和国卫队撤往新的地点,以对首都形成拱卫。不过,时间紧急,部队无法重新集结。而且,他还得面对联军的空中优势。在萨达姆看来,“地面部队的任务,就是巩固空中力量赢来的胜利成果。假如,我们能和多国部队来一次纯粹的陆军决战,那么,胜利可能就属于伊拉克了。当然,这倒不是说我们的军人要比美、英、法的同行来得优秀。毕竟,我们是要为保卫家园而战。保家卫国的战士,战斗力总是更强一些。” 就这样,我们谈了好些关于2003年那场战争的事情。我发现,萨达姆似乎不大清楚战争之前的形势。他的那些评价和论断,因此显得很是怪异。至于美、伊两军对垒过程之中的具体态势,他也知之不多。他对于美国空中力量的看法,更是暴露了他对美国军队战斗原则的无知。美军空中单位和地面战斗小组的配合模式,对他而言显然难以理解。言谈之间,萨达姆仿佛还在暗示:这场仗,美国表现得有些不太讲究、不大公平,整场战争,美军不够光明正大。 我们拿出一张伊拉克地图,摊在萨达姆的面前。希望他可以把地图当作实景,好好讲述一下自己对于战局的设想和布置。不过,我们发现:伊拉克军队的推进路线,萨达姆却记忆不清;至于伊军地面部队经历的种种战役,他也同样想不起来。讲述中,萨达姆倒是体现了他对于历史的爱好。他觉得,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很是相近,值得做出一番比较。在他看来,美国南方的邦联军队之所以失利,是因为他们必须“攀缘而上”。萨达姆的意思,我一时难于理解。于是,我只得请他好好解释一下。萨达姆一手指向地图,而后表示:美国南方的地势较北方为低。因此,从地理位置而言,北方联邦军队天然地占据了一片战略高地。 1995年,萨达姆终于接受了联合国方面提出的“石油换食品计划”。此前6年,计划一直遭到他的拒绝。根据计划,伊拉克方面可以通过售卖石油,换取伊拉克国内急需的食品、药品和其他民用物资。他态度的转变,又是出自何种原因?萨达姆表示,这等“计划”不但有辱于他,而且是对全体伊拉克人的冒犯。“你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了?畜圈里喂养的家禽么?我们病了你们就喂药?我们饿了你们就喂饭?”说到此处,他的民族情绪似乎轰然爆发:“我们这个国家,也是有军队、有学校,还有高等学府和学院的。我们清楚,售卖的石油将被运往美国,而美国的炼油厂非常仰仗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因此,美国人为了搞到石油,炮制出了这么个‘石油换食品’计划。请问,难道你们觉得伊拉克人民是‘蠕虫’么?难道我们除了吃就只知道睡吗?如果你们真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着想,那就请解除贸易禁运。” 1998年,美军展开“沙漠之狐”行动(Operation Desert Fox)。此举是为了对萨达姆驱逐联合国武器核查专家的行动表示惩戒。自然,我们想要知道他对此举的看法。“具体细节,我已经记忆不清。但是,我还记得其中的要害。”他表示,“通过此事,我了解到一点美国的政治生态。一个美国总统,如果不对伊拉克进行武力干扰,那么他就会被认为软弱可欺。过去,我经常开玩笑:‘没办法,我们命不好。美国一有了新领导人,我们就要遭殃。’因此,我觉得,连任的美国总统,总比新官上台的要好。面对‘革命指挥委员会’,我也说:‘真是感谢幸运星的保佑,这一次的空袭仅仅持续了4天,对我们的工业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那么,“沙漠之狐”行动到底带来了多大的破坏呢?反正萨达姆一口咬定对当时的伊拉克毫发无伤。“美国的军机遭到伊拉克防空力量的袭击,美方居然还会提出抗议。这真是怪哉也。过去,我们常常因此而愤怒不已。你们的飞机侵犯了我们的领空。请注意,这些美军军机并非位于洛杉矶上空。它们的出现,已经侵犯了伊拉克主权,也是对保护伊拉克主权的联合国宪章的挑衅。”接着,萨达姆话锋一转,开始了一次反事实推理,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伊拉克没有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领导层也没有批准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如果不信,你们大可找个叛徒——就是引导你们前来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的那种人。让他说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底在哪里?”然后,萨达姆再次转换话题,严词控诉联合国安理会的禁随即宣布对伊拉克进行制裁。直到2003年,禁令方才解除。 美国与伊拉克双边关系的变迁起伏,一直让萨达姆感到迷惑。谈到相关问题的时候,他的脸上也是疑云密布。那个时候,萨达姆仿佛陷入沉思,好像想要记起美伊关系出现问题的具体一刻。“有一段时间,你们西方的媒体对萨达姆·侯赛因简直不吝赞美,”萨达姆表示,“1990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有趣的是,萨达姆的观点得到了美国高官的响应。2011年,全国广播公司组织了一次圆桌电视会议,以纪念20年前爆发的海湾战争。出席会议的布什政府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夫罗夫特表示:1990年之后,萨达姆这个人变了。对此观点,前国务卿贝克也是点头同意。两位高官不明白,为什么美伊关系会发展到那个地步。在20世纪80年代,双方明明还打得火热。事情的变化,似乎源于萨达姆性情的改变。其实,就任总统期间,萨达姆一直都是那个萨达姆。他的举动,也总是出人意料。他悍然入侵科威特的行动,就让出任第41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先生措手不及。假如,美国政府出言在先,把入侵科威特的可能后果向萨达姆交代清楚,那么,他还会在1990年铤而走险吗?对此,我很是怀疑。 对话中,萨达姆指出:“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可是伊拉克的盟友。而后,他开始叫屈:“如果我是个魔头,美国政府当年何必支持我的行动?如果我没有错,你们又凭什么改变态度呢?”在他看来,美国政府的态度才是变化无常、难以捉摸。“里根总统时期,美国和伊拉克关系良好。但是,布什父子上台之后,一切便走上了歧途。”萨达姆回忆,“20世纪50年代,伊拉克年轻人对于美国的各种消息都是热情接受。现在呢?试问,如果没有配备枪支保护,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各位外交官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吗?” 谈到美国和伊拉克关系,萨达姆总会浮想联翩。对于两国交恶的历程,他还秉持着阴谋论。在萨达姆看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阴谋妨害了两国的邦谊。犹太人对于美国政府部门和大型机构,尤其是国会和各家媒体的操控,也让美国和伊拉克关系蒙上阴影。萨达姆指出:曾几何时,西方媒体对他印象颇佳。他还认为,媒体的报道,就是政府态度的晴雨表。不过,1990年的战争之后,一切天翻地覆。“打那以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介入事态,影响两国的正常交往。他们操控美国国会,阻止我们从美国进口谷物。在我看来,这都是犹太势力在作祟,也和我们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有关。” 引自《审判萨达姆》 作者:【美国】约翰·尼克松 译者:钟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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